（接11月23日張貼的博文） 好，那這樣的一個受報的過程，又不是我們像一加一可以定義的，它裏面太複雜了。比如從那個時代，我們中國的很多佛學學者都在爭論：這個受報的主體有没有？誰來受報？難道受報的有個客觀的主體嗎？如果說有個客觀的主體，不符合佛法的精神；若說沒有這種受報的主體嘛，也不是。所以這就有一個叫“相似相續”的概念要出來了——“不一不異”。受報它沒有一個主體——這個“受之無主”。你接受這個果報，不是一個一定的東西，不是一個定命的東西——就是主宰。但是又不能說它沒有，它一定要由這個受報起現行。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怎麼起現行？是由於這個“心”。但這個“心”也不是客體的東西，“心”是由於外境才有的。由於外境才生起了這個“心”，所以“心”沒有一個決定的這種掌控的功能。那麼這樣，到底怎麼理解呢？這裏就提出一個概念——實際上是一種智慧——“感應”這個問題。慧遠大師在對一種事情的把握方面——在“感”和“應”這樣的一個把握方面，是非常到位的，包括對《周易》也是以“感”作為它的體性的。那麼“感應”是宇宙、人生、生命當中至高的原則。
這個因果報應，是由於我們這個“心”感了外面的事境，原來所造的那個Karma的力才有應，這叫“感事而應”。如果有這個種子，但你沒有外部的事境——沒有這個條件，它就應不出來。所以這個受報也是因緣和合的產物。這個法相唯識談，阿賴耶識的藏識裏面有無量劫以來善善惡惡的種子，但這個種子是不是起現行，是取決於你外部的條件。這個種子起現行，現行熏種子，這裏面哪些種子可以起現行，哪些種子不起現行，它是複雜的。你不能說它一定起現行，或者有些種子提前起現行，這都是“感事而應”的產物。“事”千變萬化，“心”錯綜複雜，所以這就決定了這種受報的表現形態多樣，你不能機械地把它定起來。那麼業裏面有些“定業”，有些“不定業”，這些都要在“感事而應”裏面找到它相應的表現形態。我們的心是感外面的事境——阿賴耶識的種子產生了一種現行的作用——那麼這樣的“心”和“境”之間的這種感應，就會使這個“因”呢：你感得強，感得業力重，它起現報——起現行的速度就快；如果你感得心弱，事境也比較弱，它就會來得比較遲。所以雖然造了這個惡業，但應該是今生報，還是來生報，還是無量劫以後才報，這是不定的。這是根據我們能感之心和所接觸的事境這種感應的強度來決定的，所以果報有先有後。
但雖然果報現前有前後時間上的差異，但是它不離開一個原則：都是我們的心隨著所遇的人事環境，而顯發的一種對境。“對”就是應的意思。對應出來的東西，都是這個原理出來的。那麼由於我們能感的心有輕、重，所以所應的這種果報也就有強、弱的差異。強、弱也就表明這個業有時候來得重，有時候來得輕。這個果報的輕重追溯它的源頭，跟我們當時造業是重心造，還是輕心造，也是對應的。比如說我們造過殺人的業，在造殺人業的過程當中，也有輕和重的差異。他有時候就想只是教訓一下，用刀背砍一下，說明他的殺心要輕一點；如果他用非常狠毒的心——“我一刀要把他劈成兩段”，他這個心就來得重一些。你重心，它的報就來得重；你輕心，它來的報就來輕。這裏面常常講半斤對八兩哦。
所以這樣的一個因果報應都是法爾自然的，那種賞罰機制沒有誰去主宰的：沒有上帝去主宰，也沒有佛菩薩去主宰。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心、自己的業所導致的，這就叫“自然之賞罰”。“自然”不是我們一般道家講的自然，“自”就是自動啊，你自性裏面法爾自然的那種種子起現行：輕重、強弱的那種對應關係——善因給你獎賞，惡因給你懲罰——的一種自然的報應。這就是現報、生報、後報大概的發生的基本機制。你看慧遠大師用非常簡略的語言，把大、小乘經典關於三世因果報應的核心的原理揭示出來。如果你要展開這個因果的機制，可以講很多，但慧遠大師只是從“感事而應”這個層面，把它的發生機制給我們表達出來。最後的結論是：這是自然的賞罰。
既然是自然的賞罰，它就告訴我們：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行為的責任者，是不能逃脫這種行為的責任的。這就是我們原來學存在主義哲學，沙特講這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一樣，因為你是自由選擇的主體。你既然是自由的，是你選擇的，那你就得要承擔這個行為的責任。當時甚至有人跟他討論：“如果我被國家徵兵到戰場去打仗，我是被迫去打仗，難道我還要負戰爭的責任嗎？”那存在主義他認為你要負責任的：因為你儘管是被徵兵上戰場，在這過程當中仍然有你選擇的自由，你可以裝病不去呀。他說：“裝病裝不了呀。”“那你可以逃跑哇。”“逃又逃不掉啊。”“那你可以自殺呀。”你又不裝病，你又不逃跑，甚至不自殺，那你上了戰場就要負戰爭的責任了。所以這種責任是嚴峻的，是不可推卸的。當時存在主義熱——原來我也是讀本科的時候——七九年、八零年，當一接觸到這種學說，感覺到別開生面。它能夠把一種主體性顯示出來，比那種要好：社會上碰到什麼事都是“我是沒辦法，我是被動員的，我是……”，他都能夠推得一乾二淨。整個的民族的災難、整個“文革”的罪責，這些紅衛兵他也可以推：“這是動員出來的。”造反派也可以推，推推推，那推的就是“四人幫”負責任了。每個人都有責任哪！你紅衛兵去燒啦，去搶啦，造反啦，你能說沒有責任嗎？所以我們中國人要建立一種責任的意識啊，這是不能推卸的。你只要做了，只要參與了，你是推卸不了的，這是自然的賞罰。你看“文革”那些砸佛像的，最終都沒有好結果，實際上他已經得到現報了。
這個因果報應，是由於我們這個“心”感了外面的事境，原來所造的那個Karma的力才有應，這叫“感事而應”。如果有這個種子，但你沒有外部的事境——沒有這個條件，它就應不出來。所以這個受報也是因緣和合的產物。這個法相唯識談，阿賴耶識的藏識裏面有無量劫以來善善惡惡的種子，但這個種子是不是起現行，是取決於你外部的條件。這個種子起現行，現行熏種子，這裏面哪些種子可以起現行，哪些種子不起現行，它是複雜的。你不能說它一定起現行，或者有些種子提前起現行，這都是“感事而應”的產物。“事”千變萬化，“心”錯綜複雜，所以這就決定了這種受報的表現形態多樣，你不能機械地把它定起來。那麼業裏面有些“定業”，有些“不定業”，這些都要在“感事而應”裏面找到它相應的表現形態。我們的心是感外面的事境——阿賴耶識的種子產生了一種現行的作用——那麼這樣的“心”和“境”之間的這種感應，就會使這個“因”呢：你感得強，感得業力重，它起現報——起現行的速度就快；如果你感得心弱，事境也比較弱，它就會來得比較遲。所以雖然造了這個惡業，但應該是今生報，還是來生報，還是無量劫以後才報，這是不定的。這是根據我們能感之心和所接觸的事境這種感應的強度來決定的，所以果報有先有後。
但雖然果報現前有前後時間上的差異，但是它不離開一個原則：都是我們的心隨著所遇的人事環境，而顯發的一種對境。“對”就是應的意思。對應出來的東西，都是這個原理出來的。那麼由於我們能感的心有輕、重，所以所應的這種果報也就有強、弱的差異。強、弱也就表明這個業有時候來得重，有時候來得輕。這個果報的輕重追溯它的源頭，跟我們當時造業是重心造，還是輕心造，也是對應的。比如說我們造過殺人的業，在造殺人業的過程當中，也有輕和重的差異。他有時候就想只是教訓一下，用刀背砍一下，說明他的殺心要輕一點；如果他用非常狠毒的心——“我一刀要把他劈成兩段”，他這個心就來得重一些。你重心，它的報就來得重；你輕心，它來的報就來輕。這裏面常常講半斤對八兩哦。
所以這樣的一個因果報應都是法爾自然的，那種賞罰機制沒有誰去主宰的：沒有上帝去主宰，也沒有佛菩薩去主宰。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心、自己的業所導致的，這就叫“自然之賞罰”。“自然”不是我們一般道家講的自然，“自”就是自動啊，你自性裏面法爾自然的那種種子起現行：輕重、強弱的那種對應關係——善因給你獎賞，惡因給你懲罰——的一種自然的報應。這就是現報、生報、後報大概的發生的基本機制。你看慧遠大師用非常簡略的語言，把大、小乘經典關於三世因果報應的核心的原理揭示出來。如果你要展開這個因果的機制，可以講很多，但慧遠大師只是從“感事而應”這個層面，把它的發生機制給我們表達出來。最後的結論是：這是自然的賞罰。
既然是自然的賞罰，它就告訴我們：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行為的責任者，是不能逃脫這種行為的責任的。這就是我們原來學存在主義哲學，沙特講這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一樣，因為你是自由選擇的主體。你既然是自由的，是你選擇的，那你就得要承擔這個行為的責任。當時甚至有人跟他討論：“如果我被國家徵兵到戰場去打仗，我是被迫去打仗，難道我還要負戰爭的責任嗎？”那存在主義他認為你要負責任的：因為你儘管是被徵兵上戰場，在這過程當中仍然有你選擇的自由，你可以裝病不去呀。他說：“裝病裝不了呀。”“那你可以逃跑哇。”“逃又逃不掉啊。”“那你可以自殺呀。”你又不裝病，你又不逃跑，甚至不自殺，那你上了戰場就要負戰爭的責任了。所以這種責任是嚴峻的，是不可推卸的。當時存在主義熱——原來我也是讀本科的時候——七九年、八零年，當一接觸到這種學說，感覺到別開生面。它能夠把一種主體性顯示出來，比那種要好：社會上碰到什麼事都是“我是沒辦法，我是被動員的，我是……”，他都能夠推得一乾二淨。整個的民族的災難、整個“文革”的罪責，這些紅衛兵他也可以推：“這是動員出來的。”造反派也可以推，推推推，那推的就是“四人幫”負責任了。每個人都有責任哪！你紅衛兵去燒啦，去搶啦，造反啦，你能說沒有責任嗎？所以我們中國人要建立一種責任的意識啊，這是不能推卸的。你只要做了，只要參與了，你是推卸不了的，這是自然的賞罰。你看“文革”那些砸佛像的，最終都沒有好結果，實際上他已經得到現報了。
——2009年8月大安法師講《三報論》于東林淨土文化夏令營
